本期，《安家》邀请了5位业界的建筑设计师，试图解读他们的内心密码。看看，抛却世俗的束缚，在他们眼中，恒久远的作品该是何种面貌？糟糕的作品又是怎样的？他们最初的建筑理想改变了吗？

  本期，《安家》邀请了5位业界的建筑设计师，试图解读他们的内心密码。看看，抛却世俗的束缚，在他们眼中，恒久远的作品该是何种面貌？糟糕的作品又是怎样的？他们最初的建筑理想改变了吗？

  吴钢：可成为人的体验、与我们平时的生活相关、解决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这样的建筑才能值得人们铭记，而不是仅仅将建筑沦为一个简单的视觉艺术品。我们大家都认为，注重城市、空间、尺度、群体、生态、节能，这些都比创造一个纯粹的“object”更有实际意义，更有时代价值并能恒久流传。

  满莎：符合特定时代的、符合特定地域的、适宜人类使用需求的，一定具有强大生命力。其实能够被永世传颂的建筑并不是多么高大上、已被别人传颂的经典风格，而是“接地气”的设计。

  阮洪涛：每一个建筑的存在都有让它诞生的条件和背景，能不能让人们铭记，取决于这个建筑的背景和与人们的相关程度。像中国的丽江、宏村，比利时的布鲁日，意大利的威尼斯等，这类建筑在建筑元素、材质、色彩等等方面多种多样，中式或欧式、木材或石材、粉墙黛瓦或五彩斑斓，但无论是以何种形式出现都让人们感到建筑美的存在。这不是偶然的出现，他们的美是因为用正确的建筑语言在一个合适的文化氛围中给人们营造了一个恰当的建筑情感环境。

  过池生：恒久远的建筑作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走在了人们审美及技术运用的前列；另外一个是建筑存在的意义就是便于人们铭记的，比如纪念碑等。在建筑历，恒久远的建筑作品代表有金字塔、埃菲尔铁塔。对于广大民用建筑而言，建筑的意义就不是恒久远，也不需要恒久远。

  邢珊：必须经得住时间和自然的考验、需要有足够影响力、本身就承载了一段历史。所以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的标志性建筑往往能恒久远并值得铭记，它的意义已经超出建筑的范畴，而成为文化象征。

  吴钢：糟糕的建筑作品是过分追求形式，而忽略人与环境。现在很多的建筑越来越突兀，就像天外来物。维思平一直反对这样的建筑，我们关注城市、生态与人类生活之间的问题，讲究创意设计，让建筑重归自然，慢慢的变有人情味。

  满莎：违背时代地域的东西，不能非常容易满足人的生活、精神需求的建筑一定是糟糕的，没有生命力的。

  阮洪涛：最糟糕的就是那些辞不达意的建筑，比如一个展览建筑把自己弄得花枝招展的喧宾夺主。当你没找到合适的语言的时候，我其实更加欣赏闭上嘴。原因是你表达的感受与环境的诉求不一致。

  过池生：我觉得作为建筑使用者来说，投入产出不吻合的建筑、很快被后人拆掉的建筑应该就是糟糕的建筑。

  邢珊：100年的设计使用年数的限制20年就被拆掉。建筑存在的价值首先是被人使用，若使用不充分就是极大的资源浪费。

  Q3：对于所谓的“北京五大新地标”：国家体育（鸟巢）、国家游泳（水立方）、国家大剧院（大蛋）、北京首都机场新航站楼（新国门）和电视台新楼（大裤衩），单纯从设计的角度看，您对他们抱持什么样的看法？

  吴钢：建筑有其自身所承担的作用，无论是平常建筑还是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它们都需要符合当今的文化事实，符合城市的文化特点，维思平并不反对富有视觉上的冲击力的建筑作品，在条件许可下也会有一些震撼力的项目出现，但随时代的发展，所谓的建筑奇迹也会被人们逐渐淘汰。

  相对而言，维思平设计的地标建筑则更加安静平和、内敛大气。比如首都机场的希尔顿和朗豪酒店，就很好地诠释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无上境界。比起外在形式，我们更着重于它的意义、功能、环境和文脉的分析，在精神和文化的层面上充分与北京、与中国的历史与文脉沟通融合，提取城市生活中普及的街区院巷的元素，将酒店建筑以左右对称的形式。两建筑相对组成了一个通往的大门，对古城北京的城市记忆进行现代意义上的重现。

  满莎：这些项目代表的是一个新时代，一个需要中国建筑师、地产商、政府思考的时代。五大新地标多为外籍设计师的作品，其实他们在自己国内鲜有如此豪放的设计作品建成。在自己的国家里，更多关注的是项目的、项目的施工工艺、项目的因地制宜等落地性很强的设计因素。在中国首先被关注的是形、是皮，哪怕被冠以一个并不雅的名称也无所谓，因为它需要被记住。这跟不同国家体制下的开发模式有很大关系。有人说中国成为了外籍设计师的试验场，这应该是最中立的一句评价。这只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已经引发思考，这就足够了。作品本身对设计潮流的引领作用和技术的先进性，包括他们的设计思考逻辑是中国建筑师应该去学习的，但一定是学习方法，而不是学习外在形态。

  阮洪涛：五大新地标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多种层面的意义和诉求，设计者也都是当代大师，无一例外的都完成了这些建筑所承载的各种使命，当然主要是政府和建设方的。从设计者的角度来考量的话，表达的最自由、最为痛快淋漓的还应该是央视，以一种无视地球引力的魄力来呐喊，还有什么是可以让我屈服的呢。

  过池生：北京五大新地标的出现，对参与的建筑师来说，是一生有幸的事情。因为是倾国家之力，来体现建筑形式的表达。这五个建筑有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类似纪念碑式的建筑。都是国家的，和经济问题不相关。但我依旧是觉得，建筑要以实用为主，要实际做到不浪费，要考虑到实用价值和投入产出的关系。因为国家也是代表人民的，这些建筑也要真正考虑到人民的利益。

  邢珊：引起争议是地标建筑的使命之一，只有争议蔓延扩大，寄托在建筑中的意志才有机会伸展。因此，从这方面来说，五大新地标做得还算不错。鸟巢、水立方虽有耗费资源、哗众取宠之嫌，但我们大家都知道原来设计还可以有很多“不靠谱”的可能，而正是这些可能性让创新成为鼓舞北京不断向前的动力；大裤衩的名字虽不雅，一些评论家认为其和传统格格不入，但它让我们明白原来建筑可以摆脱地心引力，人可以悬浮在空中。因此它们代表先进的技术生产力，代表着城市的未来。

  Q4：作为一名建筑设计师，您最初的建筑理想和现在的建筑理想有何不同？您怎么样看待这种建筑理想的变化？

  吴钢：我的建筑理想是始终如一的，维思平关注建筑与城市、人、生态之间的融合，热情参加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实践“行走城市”的规划哲学，聚焦人类最本质的日常生活需求，专注服务于大众的“平常美的好建筑”。致力于将国际化创意深深根植华夏沃土，使用“高效低技”来实现健康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建筑诉求，设计真正适合中国人自己的生活空间。

  满莎：有一定的差别。上大学的时候更多是理论的学习，膜拜国外大师做项目时的“自我逻辑”。当然国外的项目，很多是以建筑师的思路为主导。这跟我们的国情不一样，所以我在国内的学习结合在国外做项目的体验，发现最初的建筑规划设计理想可能在国外的行业环境下能够生长。而在国内的行业环境中，我们做设计的出发点如果单纯地从设计到设计，很多开发商/政府可能不买账。其实这个不同无所谓对错，只是一个项目的建成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例如社会、经济、政治、专业、等，只是在国内外不同体制下，去处理问题的排序不同，思考顺序的差异使得结果也有不同。

  阮洪涛：可能的年轻建筑师都会是从追求险绝、语不惊人死不休开始吧。可到现在，随着经验的积累才觉得能更纯熟地运用建筑语言去妥当的、准确的表达想要的气氛和感受，并能让每个体验者产生共鸣和畅想应该是今后设计追求的目标吧。

  过池生：刚毕业时，是理想化的，上班时间越长，反而越现实。为何会有这种变化，应该说建筑师经历过多少，就能设计出多少。建筑规划设计是把生活、工作的经验进行总结和合理化利用的过程。最初的时候，想把建筑做得与众不同。但现在看来，很多的时候所谓创意的东西就是在简单的功能上做一层皮。看90年代的东西，会明显。建筑师都希望自己做的东西与众不同，比如在窗户上做个窗套。越工作越发现，我们别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无谓的形式上。好的建筑是在建筑的内外部统一协调，是建筑与人的适应性更好，人感觉更舒服更好用。我觉得建筑理想的变化，反映了生活阅历的增长对我工作的影响。

  邢珊：给理想“瘦身”，是的不同。最初的建筑理想是希望能够通过设计创意改变，宏大的乌托邦。现在的想法是，多积累经验、踏踏实实，努力实现自身的建筑创意，希望能带给人们更好的生活。从创意到实践，再回归创意本身，是我建筑理想的一个发展轮回。只不过回到原点后，理想“瘦”了，而设计人生在逐步丰满。

  吴钢：建筑在建造的过程中都应该强调天人合一的概念，可看到中国有些建筑正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大规模的建造割裂了城市生活环境，绿化和公共空间锐减，导致了千城一面、生态恶劣，我遗憾，所以我和维思平都一直在致力于以创新改善这样的状况，让城市生活变得更美好。

  过池生：大学刚毕业时，没找到大师作为自己的老师是比较遗憾的。中国以前很好的师徒制被破坏了，仅仅依靠大学又不能够满足工作的需要。如果有个好老师带上三四年，自己应该能更有成就。

  邢珊：的遗憾是没机会在30岁前多出去旅行、扩宽视野。建筑规划设计源于生活，而在生活中获取灵感的方式莫过于旅行。建筑大师路易斯康在50岁之前毫无成就可言，但一次欧洲的旅行改变了他的建筑人生。在希腊、意大利、埃及的遗迹上他发现了自己，顿悟后设计出一系列震撼的建筑作品。还有，自学成才的建筑大师安藤忠雄在旅行中感悟出建筑的本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旅行能帮助建筑师直击灵魂深处，让建筑创作升华。

  吴钢：建筑观也是具有传承精神的，在同济大学学习时，对我影响的是“建筑园林艺术”陈从周教授、“中国城市设计人”卢济威教授，他们帮我奠定了最初的建筑规划设计风景观与城市观。

  德国留学时期，我在现代主义大师EGON EIERMANN执教的卡尔斯鲁厄大学深造，师从了几位建筑大师：包括瑞士著名建筑师LUIGI SNOZZI、荷兰著名建筑师JO COENEN、瑞士著名景观设计大师 DIETER KIENAST,以及后来在西门子工作时的主设计师RICHARD MEIER的合伙人GUENTER STANDKE。他们则都是真正的当代实践型艺术家，对现代社会的产品生产、使用功能、建造工艺及建筑物理性能等，都有理性和充满激情的认识和创造，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和维思平，我们也将其充分地融入到了在中国的建筑实践中。

  满莎：大学时候影响比较大的是理查德迈耶和贝聿铭。大学一年级时有一门课程是选取一位建筑大师的作品作一个模型。当时我选取的是理查德迈耶的葛罗塔住宅，制作的步骤应该是我对建筑理解的个整体概念 。他的设计采用纯洁、宁静的简单结构，对标准化、模数化设计的出发点，但是当时对它的空间感受理解还不强。后来身临其境地在巴塞罗那现代艺术博物馆、罗马的千禧教堂以及西门子总部，能够感受到建筑师从使用者出发，设计空间体验的用心。贝聿铭对我的影响可能是他的香山饭店，那时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对异域建筑风情迷恋了。而香山饭店作为将本土元素落地的现代建筑还是蛮让人眼前一亮的。

  工作时候对我影响的是我们集团的总建筑师刘力博士。他更多帮我打开的是对“专业领域”的局限。而他对专业的完美追求和敬业精神也足让我钦佩。应该说他对我的影响已经超越设计，很多是视野和认识层面的。还有一位是德国的建筑师托马斯赫尔佐格，在90年代中国建筑师对于从事生态建筑规划设计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时，他就已经横跨建筑学与物理学、医学、材料学、生物学等领域，开始研究学科间的复杂和精密，吸收了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使建筑产生了远远超出凭感觉设计所能达到的生态效益。

  阮洪涛：如果我需要一个沉静的语言表达的时候，我觉得路易斯康值得学习，若需要一种激进的语言表达的时候可能盖里是这类建筑师中的佼佼者，若需要展现简练、干净的设计语言可能密斯更合适，多看一些查尔斯科里亚你可能对本土文化和地域建筑有更深的认识，很难说哪一位更重要。

  如果一定要总结哪个人对我影响，我自己觉得是Adria Zecha，安缦酒店品牌的创始人。Adria Zecha就像一个语言大师，安缦所到之处就用当地的语言和你交流，而且是那么的轻松，并没有太多形式与材料的堆砌，只是浅吟低唱轻巧自然地唱出你的心声。

  邢珊：路易斯康。体现在康坚持建筑理想的精神和强大的人格魅力。康的一生都在为理想而抗争，寻找某种永恒的精神，在理论和实践中坚持自己。对于建筑师这门职业，他说：“要当真正的建筑师，而不是一个职业性的建筑师。职业性将会将你埋葬，你就变得平庸。”对于材料，康说：“砖，你想成为什么？”砖说：“我想成为拱券。”回归建筑的本质，比什么都重要。

  Q7：对于一家建筑规划设计公司而言，您认为能够吸引客户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吴钢：作为建筑设计领域的持续创新典范，维思平认为：以创作“作品”的态度与能力打造超高的性价比的“产品”，为用户带来高于他期望的价值，才是吸引客户最重要的品质。我们从始至终坚持以创新设计、国际化理念、组织型工作模式助推产品价值提升，为众多用户带来了品牌溢价与附加值。

  满莎：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建筑规划设计企业算是设计咨询服务行业，要实现用户的需求，客户会随着他理解的市场或个人喜好而做决断。建筑设计公司在市场经营、项目操作的流程中，出于维护客户与市场的目的，体现的品质会有差异，甚至投其所好，所以并不能一概而论。个人觉得一个设计企业所应具备的品质应该是：注重与生态价值，这是核心根本；求实与创新，这是一种对自己和客户负责的态度，同时，要对未来趋势有清晰判断。这里不单纯指设计趋势，还有市场趋势的判断。

  传统意义的建筑规划设计咨询服务已不能够满足现在政府、开发商对项目操作的诉求。更多的需要建筑师能站在设计前期去考虑项目的问题，为项目提出风险提示和预案。有时觉得建筑师很像医生，为每一个项目诊断，开出的药方就是解决方案，影响着一个项目未来的运营。

  阮洪涛：任何一家设计公司吸引客户的品质肯定是设计水准，但是我要强调“最重要的品质”是“稳定的设计水准”。

  这个“稳定”其实涵盖了很多内容。从客户的角度来看，“稳定”就是客户对设计的知情程度。从设计团队自身来说，“稳定”就是设计团队的成熟程度。稳定的设计水准，本质上就是一个设计团队向外界传达对自己设计水平的信心和保证，是在设计能力上的信念的展示。客户的内心都希望看到的风险和最稳定的收获。

  过池生：对建筑规划设计公司而言，吸引客户最重要的就是设计院和甲方间的“共鸣感”。很多时候设计品质、创作能力、设计质量和服务水平会影响到建筑的成就。假如没有限制条件的话，这四个方面越高，建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