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以后，人们会忘记历史遗存的古建筑本该有的面貌，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建筑会被遗忘，古老的文化也会被随之遗忘。”

　　抚摸着柱子上被腐蚀的斑驳痕迹，满头银发的权正鑫长长地叹了口气：“国内目前遗留下来的公府，就剩下兆惠府这一处了，现在却被糟蹋成这个模样，真让人心疼！”

　　兆惠府位于北京什刹海地区恭王府东侧的前井胡同，是清朝乾隆时期平定西北叛乱的著名战将兆惠生前的府邸。

　　今年已经70岁的北京市民权正鑫，已经在兆惠府里住了一辈子。因与兆惠家是世交，新中国成立初期，权正鑫的祖辈从兆惠后人手里买下了这所宅子。

　　“刚搬来的时候，整个院落面积按当时算有9.9亩，五进院，有东西厢房，前后都有回廊，院子里还有月亮门和花池。”权正鑫回忆。

　　然而，如今的兆惠府却再也不复往日的容貌。权正鑫说，1957年，为补贴家用，她的家人将东西厢房和一排东房卖给了当时的水产部（现农业部）。在“文革”时期，该处房产曾被没收，等到发还时，屋里的木制隔扇已经全被拆除，砌成了墙。

　　后来随时代变迁，兆惠府的格局一变再变，时至今日彻底变了样，公府内私产公产并存，原有格局已基本不存在，只剩下285平方米的建筑遗存。

　　2月20日，记者来到前井胡同，发现兆惠府的大门已经无迹可寻。兆惠曾经办公所用的正殿也被砌隔成了五间房，权正鑫和弟弟权正銧两家就住在这五间房里。因为是直接在大殿内部砌墙，原来殿内支撑房顶的柱子就变成了房间内的一部分。

　　“因为整个院子的格局发生了改变，因此原有的排水系统也失去了作用，每到下雨天积水无法消退，直接淹进屋内，柱子就是这么被泡坏的。”权正鑫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除了排水问题，还有火灾隐患，“违反相关章程的建筑到处都是，外来租户也不懂得爱惜，杂物随处摆放，一个烟头、一个火星都可能会导致火灾。”

　　只能容纳一人通过的狭窄通道内，杂乱地停放着自行车和废弃物，居民自建的平房顶上嫁接着简易板房，半空中一道道电线纠缠在一起除了从屋顶还能看出些古代建筑的端倪外，整个兆惠府遗留下来的房屋，已经被湮没在了杂居环境中。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住在大殿后面的一户人家要施工盖房子，为了可以最大可能地多占些空间，他们就把房屋的椽子紧挨着我家的墙。”提起往事，权正鑫有些气愤，但更多的是对兆惠府的心疼，“这是康熙时期盖的房子啊，被椽子顶得往下直掉砖头，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为了保护这些遗留下来的文物，权家姐弟费了不少工夫：将包括柱子、雀替在内的所有大殿内在外的木质构件涂漆进行保护，最好能够降低电的使用，做饭的油烟通过专门的管道排出室外。很多年前，权家甚至还自掏腰包，把住在偏房的邻居建房时拆下来的砖瓦买回来保存

　　“兆惠是平定边疆叛乱的将军，假如没有他，国家的版图也许就不是现在这样，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有人了解他。在兆惠府里，眼睁睁看着他的府邸就这样慢慢被毁掉，我会感觉自己是历史的罪人。”权正銧和记者说，他的父辈在世时，权家就开始为保护兆惠府努力，但是收效甚微，“与邻居间沟通不好就是打架，到区级市级很多单位反映过情况，都是相互推诿，从来没有人来管过。”

　　经过部分北京市政协委员、派和古建筑专家的多方努力，2007年7月，兆惠府被北京市西城区列为区级文保单位。2011年3月，又被列为市级文保单位。然而，兆惠府的处境却没因此得到任何改观。

　　记者2月20日前往兆惠府采访时看到，刻有“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兆惠府第遗存”的石碑立在胡同口的墙根下，隐蔽在几辆停放的小轿车之间，不仔细看的话非常容易被忽略。

　　“本以为被列为文保单位后情况会变好，但是除了立一个石碑外，没有一点下文了。”权正鑫说，被列为文保单位的古建筑受到《文物保护法》的保护，修缮及维护也由国家进行监管。“依规定，哪怕在墙上钉个钉子也要打报告。我们曾向什刹海街道办事处防火科反映兆惠府火灾隐患，却被他们以不对个人的理由回绝了。”

　　据了解，全国各地像兆惠府这样已经被列为文保单位，但是仍没有正真获得妥善维护的古建筑非常多。尤其是近几年，新闻中频频出现作为文保单位的古建筑被用作商务会馆，甚至被开发商强行拆除的报道。

　　记者走访了多位对古建筑保护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均表示，目前国内文保单位的保护情况不容乐观。“可以说目前我国的古建筑保护情况非常不好，兆惠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民俗文化学者张亚群对记者说，“学术上认定了应该保护，但是具体谁去保护，怎么保护，一片空白。”

　　我国的文物保护单位分为三级，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级别较低的文保单位往往面临着资金不足、措施不到位的窘境，以至于本该得到保护的文物处于越发破败的尴尬境地。

　　位于广东省佛山市莲花路的土府，是明代当铺的储物间或富家贵族储存贵重物品之所，1989年就被确定为佛山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然而时至今日，土府墙体斑驳，门前红砂岩台基风化剥落，正门上方搭建钢筋屋檐，后侧开门并搭建楼梯，屋内慢慢的变成了一户人家堆放建筑材料的场所。

　　北京市什刹海地区的火德真君庙（火神庙）建于唐代贞观六年，距今已有1382年的历史，每逢皇宫发生火灾，皇帝就要派官员到这里祭祀火神。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见证了什刹海千年历史的古刹成为部队招待所和居民大杂院。尽管其1984年便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但是由于杂居和年久失修，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隐患，直至2002年6月，火神庙的腾退修缮工作才得以启动，如今恢复了原有的功能并对游客开放。

　　“文保单位的保护现状，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的文保政策还要进一步完善，随着时下人们对文物保护重要性的认识逐渐提高，近些年国家在文保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对古建筑的保护是一个非常巨大而持久的工程，需要慢慢推进。类似于兆惠府这样较低级别的文保单位，最终结局还真不好说。”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专家屈祖明教授说。

　　中国5000年历史长河中，遗留下来的古建筑多如星辰，散落在各地。一些文物价值较大的被人们熟知的被保护起来，但更多的则是默默矗立在原有的位置上，任时间风化，逐渐被人遗忘。

　　兆惠府所在的什刹海地区是北京城内古建筑最集中的地区，共有40余处文物保护单位，非文保古建筑更是数不胜数。民俗文化学者张亚群对此的评价是：“什刹海地区是一座古建筑的展览馆、博物馆，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建筑文化。”

　　除了类似于鼓楼、恭亲王府、宋庆龄故居等一些较为出名的古建筑之外，相当一部分古迹隐藏在各个胡同的深处，不被世人知晓。“比如帽儿胡同，曾是一个时期内皇室贵族的聚居区，胡同里有个梓潼庙，庙里有个刘墉写的碑，基本上没有人知道，住户也不重视，在石碑上拴上绳子晾衣服。”屈祖明说，像这样隐藏在民间宅院里的古建筑数量非常庞大，在缺少史料的情况下，人们很难认识其价值，亟须得到一定效果的保护。

　　屈祖明和记者说，需要做文保工作的古建筑共有两类，分别是宗教建筑和名人旧居。而什刹海地区几乎是国内这两类建筑最集中的地区。他说：“北京遗存有道教、佛教、教、天主教等不同宗教派系的建筑。新中国成立后，除了一些当时仍在沿用的宗教场所外，其余大部分都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对于这类古建筑，恢复其原有功能不失为最好的保护方式，但是难度比较大。还有很多名人故居，牵扯到的问题是怎么对名人进行界定，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界定，目前存在很大的主观性。”

　　屈祖明认为，中国人的信仰非常大程度上都是功利性的信仰，是多神的信仰，例如祭拜土地爷的土地庙、祭拜关羽的关帝庙、祭拜火神的火神庙，甚至连祈求城墙坚固都设有城隍庙。“就像百姓求子会去祭拜送子观音，一旦真正有了孩子后，就不会再去祭拜了，不再对该项事宜来投资了。这种信仰的特点就造成了很多宗教建筑年久失修。”不过他也认为，“根本问题还是对庙宇的宗教功能不理解。”

　　“什刹海地区100多座各类宗教建筑，目前只有广化寺和火神庙重新恢复了原有的功能，其他的要么被各类机关占用，要么是处于杂居状态，想要恢复原有的功能是很难的。”民俗文化学者张亚群不无担忧地说道，“名人故居的保护更是牵涉到不同时期的政治因素，非常复杂。”

　　在北京福丽特茶城经营一家店铺的岳庸健对中国古代建筑文化颇有研究，由于常年在全国各地出差，每到一处，岳庸健都会对当地的古建筑进行一番考察。

　　“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古建筑的存在与人们的生活相背离，人员结构改变了，生活环境改变了，造成了古老建筑的覆灭。”岳庸健说。

　　他给记者讲述了一些看到的情景：杭州晚清书法家俞曲园（俞樾）故居，现今作为一个收取门票的景点对游客开放，入口处是一群商贩售卖食物，再往里走能看到老年人在打麻将，只有零星几处地方还可以感觉到俞樾当初研究学问时的清雅；浙江嘉定，竹刻艺术之乡，但是现在基本看不到古老的关于竹刻艺术的事物，和丽江、后海一样，到处都是酒吧和卖小商品的商店，大量建造别墅，一点古朴的风貌都不复存在了。

　　“长时间以后，人们会忘记历史遗存的古建筑本该有的面貌，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建筑会被遗忘，古老的文化也会被随之遗忘。”岳庸健说。